机器人革命将侵蚀劳动力成本优势

作者:智库

原标题:机器人革命将侵蚀劳动力成本优势

当下,新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和蔓延。基于新技术革命,一些国家纷纷抛出了不同版本的战略规划,例如,德国的工业4.0、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无论各国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反应有多么的千差万别,但都是在拥抱新技术、新产业,并被迫接受新技术革命的副产品: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机器大生产时代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工业制成品与农矿业的传统产业间分工、工业内部各产业各产品部门的产业内分工和同一产品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下降,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分工形式。

   编者按:

一、生产技术革命下的自动化、智能化机器人生产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资金、管理、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组织调配资源,处于价值链的控制地位和高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主导者角色。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将大量本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环节离岸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主要从事研发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尤其是技术、资本密集环节。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业态不断创新和产业日趋融合,新兴经济体努力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逐步呈现多极化发展的新态势。

自“AlphaGo”在与世界顶尖围棋大师的博弈中获胜后,人们恍然大悟,开始惊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难道AI时代已经开启,“电脑”已经战胜“人脑”?人工智能会消灭哪些工种,又会为生活方式带来怎样的变革?实际上,人工智能是一个涉及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兴科学,对其的探讨也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此,本刊特开专栏——人工智能冷思考,希望集百家之言,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

新一轮技术革命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基于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其次,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

一些新兴经济体正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将逐步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国际格局。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价值链后,利用技术外溢效应,学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技术、工艺技术和组织管理诀窍,再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技术水平得到快速提升。据测算,1996年到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了85.7%,印度提高了106.2%,南非提高了89%,而美国和日本分别只提高了52.7%和45.6%。随着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新兴经济体逐步走出主要进行初级产品出口加工的阶段,正在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从而打破全球价值链高端被发达国家垄断的格局。

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呈现出井喷态势,以此为推动,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日趋广泛和深入。无人驾驶汽车、金融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新一代工业机器人、农业机器人、家政服务机器人等新事物层出不穷。种种迹象表明,“机器人革命”已经来临,人类社会正加速进入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新时代。“机器人革命”不仅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且将深刻地改变全球制造业的分工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

先说基于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融合趋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在进行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各种尝试。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由导入期步入加速拓展期,快速成型、工业机器人、新材料、工业控制软件等关键技术不断成熟和产业化,基于这些技术的柔性生产线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个性化且快速变化的需求,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重要性降低,制造环节附加值增大。于是,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重新梳理全球价值链,开始抛弃遵循“微笑曲线”将制造环节外包的做法,将制造生产线移回本土。另一方面,面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融合趋势,一些制造业跨国公司开始积极推进服务化转型,加大在生产性服务环节的投入,为消费者提供覆盖整个价值链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推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与消费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融合。同时,还有一些跨国公司认识到,在许多产业,研发环节与制造环节的互动十分关键,如果仅将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那么,本土的研发活动将失去创新活力。于是,这些跨国公司改变把研发环节保留在本土的做法,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加大在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资。2010—2011年,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1000家公司在印度和中国研发支出的增长达27.2%,远高于北美的9.7%、欧洲的5.4%和日本的2.4%。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1500家,雇佣超过15万名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人员。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场大技术革命

机器人革命将侵蚀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本是迂回生产方式。而技术革命,就是迂回生产方式的革命。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都是迂回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它把工人从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罪恶:机器对工人的排挤。

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企业逐步具有“走出去”主动整合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正成为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新力量。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从2000年的2666.4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7783.72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84%提高到53.61%。在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来自中国、智利、印度尼西亚、印度、委内瑞拉等16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共139家,占世界500强数量的27.8%,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占到27.10%和24.71%。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已经不再仅仅从事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在传统上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环节上的表现也十分活跃,日益成为研发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

“机器人革命”与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有何重要区别?引用《第二次机器革命》的作者布莱恩森和麦卡菲的说法,历史上的技术革命是在延展人的力量,每一种发明都释放出强大的动力,但这些动力的释放需要人做出决定和发出指令。换言之,机器与人是互补的关系,机器的力量反而让人类劳动力更有价值、更重要。但在“机器人革命”的时代,人类开始对更多的认知性工作以及动力控制系统进行自动化。在很多情况下,今天的智能机器人能比人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发出更适当的指令。因此,机器和人正日益成为替代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

卡内基的童年,就被产业革命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他的父母原本在苏格兰从事家庭纺织手工作坊,在机器化生产出现之前,卡氏一家的日子本来过得比较富足。可在珍妮纺纱机出现后,卡内基的家庭作坊便被机器化的大生产淘汰了。小卡内基被迫漂洋过海,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卡内基并不美好的童年,是技术进步对普通百姓不利冲击的一个缩影。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化大生产时就曾说过,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机器化大生产创造的大批失业者,又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了产业后备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机器化大生产创造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因此,失业潮仿佛是技术进步天然而必然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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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上的历次重大技术革命一样,“机器人革命”必将产生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而由于技术变革的本质从“机器让人更强”转变为“机器取代人”,“机器人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应有不同于以往的表现和特点。这是摆在当代经济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新颖的课题。经济学文献中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但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机器人革命”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少有人论及“机器人革命”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

然而,卡内基早期的生活,并不代表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影响。纵观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变化,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自动化生产不断涌现,但无论哪个国家,并没有长期保持高失业率。格林斯潘曾在自传中写道,纵观全球经济史,失业率并没有因技术进步而上升。这是因为,尽管技术进步属于“创造性破坏”,它会造成那些不能适应新技术的摩擦性失业上升,但它也会带来新的劳动力需求。且由于技术进步带动了收入和*终消费的增长,在新技术冲击形成新的资本—劳动比的均衡条件下,会内生地增加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应用,仍然要严格地依赖于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虽然资本雇佣劳动,但资本的生产依然要依靠劳动,因此,劳动力成本依旧是全球分工与贸易的重要经济变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之说。

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

然而,当下的生产技术革命,与之前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得益于(广义的)交易成本的下降,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和细化,从行业间分工、行业内分工直到出现产品内分工(即价值链分工)。影响全球制造业布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条主线是各国凭借着由其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与欠发达经济体的劳动进行结合的产物。如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曾经)拥有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而在“机器人革命”的背景下,当智能机器大规模替代劳动成为可选项,传统的比较优势便可能减弱甚至出现逆转,尤其是基于丰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位评论者(吴伯凡)所指出的那样,“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而赢得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可能很快会陷入相对的劣势之中。”

当下的生产技术革命,集中体现为信息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机器替代人将成为生产的基本趋势。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不再是重要因素。据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大的市场,201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54%,珠三角的无人工厂正在兴起。据报道,位于东莞的长盈精密实施“机器换人”计划后,该公司80%的工序将实现无人化;其已实现的机器换人,一台机器手可以替代6-8名工人。更重要的是,机器人生产的产品,次品率更低。这是机器换人计划的一个缩影和写照。机器换人计划正在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席卷开来。

笔者与合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我们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存在两种生产技术和三种生产方式。两种生产技术分别是需要投入资本和劳动的技术以及仅需要投入资本(可理解为智能机器人)的技术。三种生产方式分别是(1)传统方式,即各国使用本国的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2)外包,即发达国家使用本国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进行生产;(3)自动化,即发达国家仅使用本国的资本进行生产。我们发现技术进步会对各种生产方式的占比进而国际分工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毫无疑问,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都产生了新的产业工人的需求,毕竟,任何工具的生产都还需要劳动力来完成;产业组织一直有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之分。那些掌握了新技术的劳动力,不仅可以轻易地获得相应的饭碗,而且碗里装的也更丰盛。然而,当下技术进步与此前的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截然不同。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使现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会变成资本密集型。传统资本密集型的钢铁企业里,将难以见到戴着安全帽在高温下劳作的工作;就连服装、鞋等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都将由机器人一针一线地生产。不仅在制造业出现机器替代人,就连吸纳劳动力*强的服务业,也将会大规模地出现机器替换人的现象。在餐饮业,机器人服务员上菜收盘子洗碗,甚至还能当戴高帽子的“大厨”。在建筑业,集成建筑将使所有的建筑模块都由机器人在工厂完成。高“失业率”将成为机器人生产下的新常态。

这一理论模型可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战后及未来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我们提出了一个五阶段论。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前),外包和自动化的成本都很高,各国均采用传统方式并开展传统贸易。第二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前10年),外包成本迅速下降,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后者在全球增加值创造中的贡献显著提升。第三阶段(当下),自动化成本迅速下降,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全球生产呈现出传统、外包、自动化三种方式并存的局面。第四阶段(中期),自动化成本持续下降,对发达国家而言,外包已无利可图,这一合作生产模式进一步萎缩;第五阶段(长期),如果自动化成本进一步下降,则可能出现制造业生产完全自动化的情形,此时劳动力完全被服务业吸收。

资本不再雇佣劳动,资本将雇佣资本本身,结果,劳动力在生产要素中占比下降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水平,而资本占比则进一步上升至极高。用马克思理论的语义来表述,就是资本的技术构成将因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而大幅提高。

简言之,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机器人革命”的时代,当劳动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被智能机器人替代甚至取代时,全球分工细化的趋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甚至出现逆转。人工智能技术是新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分布集中于少数国家,则价值(增加值)创造分散化的格局便可能会成为历史。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福音。

二、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出路与希望

虽然我们的理论结论还不够成熟,但部分观察家确实表达了和我们类似的担忧。如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在2017年一篇报告中指出,“欠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从发达经济体的外包中获益,而这一模式目前正受到新技术的威胁。”联合国在2016、2017年两篇报告中明确指出,“机器人的使用正日益侵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自动化成本的下降,将生产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已不再有利,结果可能是生产的回流”。2018年,金融服务公司考恩(Cowen)则指出,“如果一家公司不再需要雇佣劳动,那(本国与外国)的工资差哪里还重要呢?”“人工智能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可能非常负面,因为它们不再能利用工资差实现工业化。”“(人工智能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国与国之间而非一国之内。”“换句话说,非洲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以日本和韩国的方式实现工业化。”

机器人生产不仅冲击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还将根本冲击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失业率或就业率不再是判断经济增长与否的良好指标;货币政策是否还要以充分就业为*终目标?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中,失业率是判断经济繁荣与衰退的重要指标。在经济高涨与繁荣期,失业率下降至低于自然率的水平;反之,在经济衰退期,失业率会高于自然率水平。货币政策就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使得实现的失业率与自然率相当,此时,宏观经济总体也会处于均衡水平。但在机器人生产下,劳动不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成本也将只是生产成本的极少部分,因此,“失业率”不再与宏观经济的波动相关。

对我国来说,虽然我国已利用全球化红利实现了工业化,但我们仍不能忽视“机器人革命”的潜在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加大加快人工智能的研发和运用,跟上时代的步伐,确保我国在“机器人革命”时代的价值(增加值)创造地位。

同时,生产不再依赖于劳动力成本及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因此,基于现行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体系也将被巅覆,全球贸易量与GDP之比,将随着机器人生产的广泛利用而大幅下降。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各国为之困绕的“全球经济失衡”将机器人参与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组而自动校正,甚至可以自动地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或者,退一步说,即便全球失衡依然存在,那也是一个新的失衡过程,它不是建立在以劳动力成本之上的全球失衡,而是基于资本和技术自主性和应用率的全球经济新失衡。

(作者单位:北大经院国经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在这种失衡下,全球*优产品的贸易流向,不是从拥有“人多”的发展中经济流向“劳动力成本高”的发达经济,而是从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发达经济流向“人”多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那时的失衡,将*终表现为发达经济体拥有贸易顺差,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贸易逆差。由是观之,基于当下的贸易失衡、全球资本流动的各类国际规则也将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被媒体热炒的TPP、各种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废纸一张,由是观之,中国也不必为被排除在TPP之外而自寻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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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生产也将冲击基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实践。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中*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劳动供给增长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反之则反是。所谓“人口红利”,其要义之一就是,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使得一国经济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而吸收更大量的资本,从而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以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出现了长期的衰退或低增长。日本老龄化使日本制造业失去了全球竞争力,也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衰退。中国人口结构拐点已现,人们无不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了忧虑甚至极度的悲观。现在,国内一些人呼吁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理由之一便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蚕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需要新生的劳动力供给来弥补日渐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

这种观点恰恰忽略了当下技术进步对传统劳动力替代的颠覆性影响。由于未来生产要素组合中,资本—劳动比会上升到极高的水平,“人力”劳动将成为生产中极不重要的部分。过去适用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机器人的出现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在中国可能变得不再那么密切。机器人的诞生,即将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版图,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将不再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全球制造业将围绕资本和技术而展开和布局。孙正义早前在演讲中说到,要让日本在2050年成为全球*大的制造业国家,其信心就来自工业机器人正在改变日本因老龄化面临的尴尬局面,机器人可以“忘我”地工作,其成本还不到“自然人”的*之一。

鉴此,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是*终产品质量与品牌的升级,更是由过去工人流水线的作业升级为智能机器人的流水线生产。只有更高“智商”的机器人涌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国未来的制造业才会有出路和希望。简言之,未来全球制造业的高地,不在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而在于全球*的智能机器人技术。

三、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新技术革命

新技术革命,不仅是智能机器人的大量涌现,更重要的是,它是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传统市场经济中,厂商是基于价格信号而组织生产的,但并无中央计划者来指挥厂家该生产哪些产品、该生产多少,一切围绕市场、价格和利润转。市场竞争的特质,恰恰就在于分散化,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在此状况下,资源得以通过价格信号流动和重新配置,并能够将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中去。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大数据的出现,使得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去中心化和去集中化,通过市场化的分散决策和价格信号,生产者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实践中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四处碰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计划者无法确切地知道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与中央计划者之间信息不畅,使得计划者确定的产品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计划与管制的结合,造成了普遍的短缺,它并不是组织生产的好方式。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当市场价格上涨时,厂家就会增加生产;反之,当价格跌落时,则会减少生产,实现供需之间的均衡。但在价格上涨时,企业也往往会过度地增加供给,导致产品过剩;价格下跌时,也可能导致厂家过度减产。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在价格涨跌与生产过剩循环过程中寻找均衡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浪费往往不可避免,甚至要通过“危机”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均衡。

但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大数据的出现,将弱化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即便同样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利润*大化仍是厂家的心脏起博器,但机器人生产中的市场经济也将很不同于过去以纯粹价格为指挥棒的市场经济。我们常说,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承载着传递信号的功能,但信息不对称又总是存在的,这就使得在理论上堪称*的市场经济在实践中总会遭遇种种尴尬的原因。

然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中,从消费者到生产者,或者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已然发挥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者不仅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搜寻产品供给信息,还可根据用户评价来决定将货币选票投给哪家的产品。滴滴方便地沟通了乘客与出租车之间的信息,既方便了乘客,也降低了出租车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空驶率。

过去,日本企业管理中提出的“精益生产”、“零库存”将会因大数据而得以更好地实践。我们不妨推测,基于信息技术的生产,将使精益生产逐渐地在全球演变为“精准生产”。是故,生产的智能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是当下技术革命区别于过去产业革命的根本之所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市场经济的精髓——分散化决策,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体系中是否还依然有效?答案很可能是,既然消费者信号的传递不再单纯依靠价格的涨跌,那么,分散化决策对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就可能相应下降;相反,一定范围内的集中和计划生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大数据的生产时代,越是生产的集中,产品过剩的可能性就越低。

进一步说,基于大数据的机器人生产本身,可能就会加剧生产的集中。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某种产品只由一家企业生产和供应,消费者通过该企业的APP传递产品的需求信息,那么,该企业就能够根据该信息来安排和组织生产。它生产的量,恰好满足消费者预订的量,不多不少。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大数据下的生产,可能演变成为十足的“订单”生产,而不是基于价格及库存变化来组织和安排生产。

果真如此,届时,企业非意愿存货的周期波动下降了,宏观经济将因此真正迈向“大缓和”时代。经济运行对政府“熨平周期波动”的需求下降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埋藏政府无所不在的经济干预。那时的经济体制,将演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不过,这里的“计划”,不是政府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也不是指导性计划,而是企业基于订单的市场导向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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